读房向东《嵇康为何而死》一文（见6月17日《中华读书报》），颇赞同其主旨——反对对司马昭的凶残不置一词，而将嵇康的死因归结为他自身“性格的弱点”。但其中的某些论点我还不能苟同，愿提出来与房先生商榷。
房文有时根据鲁迅的话，说“嵇康独立于司马集团之外，又是曹家女婿，这才是内因，才是致死的根本原因。没有钟会搬弄是非，也会有别人搬弄是非。总之，嵇康必死无疑，不管他认真与否，性烈与否，与世俗对立与否”，有时又根据钟会之言，说在嵇康致死的原因中，“‘不事王侯’、‘不为物用’这才是要害所在”。我则认为，这两点既未触及嵇康之死的根本原因，也未触及其要害所在。众所周知，嵇康弱冠之年便隐居竹林，后虽与长乐亭主婚，拜中散大夫，却是个仅备顾问的七品散官，既未因此离开竹林，终止隐居生活，更未为曹氏集团采取任何积极行动。这就可见，他固然不为司马氏集团所用，却也并未为曹氏集团所用，“曹家女婿”的身份并不构成对司马氏的威胁。真正构成对司马氏的威胁的，则是嵇康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思想，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、“轻贱唐虞而笑大禹”的言论。这就正如鲁迅所说，“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；周公是辅成王的；孔子是祖述尧舜，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。嵇康都说不好，那么，教司马懿（当作“司马昭”———蔡按）篡位的时候，怎么办才是好呢？没有办法。在这一点上，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，因此就非死不可了”（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。所以钟会加于嵇康的罪名主要不是“不事王侯”、“不为物用”，而是“言论放荡，非毁典谟”、“害时乱教”、“负才乱群惑众”，所以钟会才会说“今不诛康，无以清洁王道”。而这，才是嵇康之死的根本原因和要害所在。
房文又将嵇康与屈原并列，统称为“‘众人皆醉我独醒’的忧国忧民者”，这也有待商榷。屈原“专惟君而无他”、“竭忠诚而事君”（《九章·惜颂》），“忽奔走以先后”、“恐皇舆之败绩”（《离骚》），嵇康则遗落世事，以锻铁、灌园、“抱琴行吟，弋钓草野”为乐，“但愿守陋巷，教养子孙，时与亲旧叙阔，陈说平生，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志愿毕矣”（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），被顾炎武斥为“弃经典而尚老庄，蔑礼法而崇放达，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”（《日知录·正始》），他们的志趣全然不同：屈原虽屡遭君王贬斥，却只归罪“党人”，而不怀疑君王，且对君王以妻妾自居，怨而不怒，因而其作品弥漫阴柔之气，“多芳菲凄恻之音，而反抗挑战，则终其篇未能见”（鲁迅《摩罗诗力说》语），为中国文化提供了君国不分的爱国典型、忠奸之争的悲剧模式；嵇康则“直性狭中，多所不堪”，“刚肠疾恶，遭事便发”（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），始终与恶势力抗争，写《管蔡论》，为“淮南三叛”辩护，写《太师箴》，抨击司马氏“宰割天下，以奉其私”，写《释私论》、《难自然好学论》，反对司马氏名教之治，号召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写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公然拒绝与司马氏合作，可谓尚气任性，慷慨激烈，有阳刚之美，他们的气象也判然有别。故窃以为屈原重在忧国，嵇康重在忧民（人），屈原体现了群体的自觉，嵇康体现了个体的觉醒，将他们视同一律，统称为“‘众人皆醉我独醒’的忧国忧民者”，是不适宜的。
说到“忧国忧民”，说到嵇康对名教的态度，就不能不想起鲁迅的有关言论。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说，嵇康、阮籍是因为痛恨司马氏之类的伪君子，“不平之极，无计可施”，激而变为反对礼教，其实不过是态度，其本心则是“相信礼教，当作宝贝”，比司马氏“要迂执得多”。此说用于阮籍大致不差，用于嵇康却不妥。而几十年来，学者们却大多援引此说，用以评论嵇康。我认为，鲁迅此篇讲演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是“聚感积虑”、“盖实有慨而言”（《致陈氵睿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十一卷），用意不在评论历史人物，而在借古喻今，抨击现实政局，故不能将其中的言论当作学术观点加以引用。事实是，嵇康因为礼教不合人性、束缚人性而号召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这不仅形诸笔墨，而且见之于他一生的实践，足以说明他反礼教并非出于一时冲动，激而为之，而是发自内心、见诸行动的一贯主张。他一生都在实践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：隐居竹林，以锻铁、灌园为乐，是无视礼教的要求而顺其本性之所好，是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；向司马氏集团抗争，为此献出生命，是“志之所之，则口与心誓，守死无二，耻躬不逮，期于必济”（《家诫》），也是“任自然”，更是向礼教宣战。这两方面是一致的。他曾要儿子谨小慎微，明哲保身，但那是为后代着想，他自己并未实行。他曾在《家诫》中要儿子看重“忠臣烈士之节”，但那明明是指孔融求代兄死一类“临义让生”、见义勇为之事，而不是宣扬礼教，要儿子去做封建帝王的忠臣烈士。至于嵇绍后来为卫护晋惠帝而献身，成为忠臣烈士，那是嵇绍自己的事，不能算在老子的账上，说是秉承父教的结果。嵇康的矛盾不在于既反礼教又信礼教，而在于他虽然真心相信道家淡泊平和的养生之道，也曾付诸实践，却本性“刚肠疾恶，遇事便发”，面对黑暗现实，不能淡泊平和，无是非，无爱憎。这是道家思想与人生实践的矛盾。我们只能说嵇康不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反礼教的思想并不彻底，某些言论与礼教还划不清界限，却不能说他既反礼教又信礼教，更不能说他是把礼教当作宝贝，反礼教只是表面的态度，不是出于真心。他是真诚地主张并实行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。
嵇康是魏晋名士，又不同于一般魏晋名士。阮籍明明有是非，有爱憎，却不敢说，不论人过，不论时事，明明有追求，有抱负，却委屈求全，委身于他所不满的司马氏，这都是因为他虽能遗落功名得失，却不能遗落生死利害，没有真正“忘形”（忘我），也就不可能真正“得意”（任自然）。陶潜对现实也有不满，对英雄也有仰慕，却终于逍遥田园，无所作为，也是因为只能忘名利，不能忘生死。他们只是“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”，离“得意忘形”都还有一段距离。嵇康则平日不慕名利，清高脱俗，需要时又可以挺身而出，从容就义，也不为名利。这种彻底“得意忘形”的人生态度，这种不可企及的人格精神，是其他名士所不具备的。
《世说新语》有言：“名士不必须奇才，但使常得无事，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便可称名士。”闻一多把它改为“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方得为真名士”（《闻一多全集·年谱》）。这一改甚好。“痛饮酒”，象征潇洒风流，清高脱俗；“熟读《离骚》”则应理解为有才学，更有与黑暗现实抗争的精神。以此为根据，便应该说，魏晋之世，虽然人人都想成为名士，虽然不少人也被称为名士，能称得上真名士者，却只有嵇康一人。他是“痛饮酒”、“熟读《离骚》”这两方面完美结合的典范，是体现这种人格美的典范。而且应该说，他的人格和精神高于屈原，具有屈原所没有的反名教、求自由的精神———中国国民最缺乏也最可贵的精神。而嵇康之所以能具备这样的人格和精神，则是因为他实践了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主张。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一个言行如一、表里如一、直道而行的真正的人。
顺便说说，“正始”（公元240－248年）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，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建立晋朝则是在265年，房文却有“司马炎废曹奂建立晋朝后，从正始元年（240年）开始，二十多年间，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，最后司马氏得胜，曹氏集团中人几乎被杀绝”的说法，这是前后颠倒，把魏末的事当成晋初的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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